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
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
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
故其吁俞之声，欢忻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
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
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
孔子犹有取焉。
《传》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。
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。
将杀人，皋陶曰“杀之”三，尧曰“宥之”三。
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
四岳曰“鲧可用”，尧曰“不可，鲧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试之”。
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
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
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
”呜呼，尽之矣。
可以赏，
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
可以罚，
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
过乎仁，不失为
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
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
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
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
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
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
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，以
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
君子长者之道。
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
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。
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
”夫
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时其喜怒，而无失乎
仁而已矣。
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
因其褒贬之义，以制赏罚，亦
忠厚之至也。
背后的故事 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。
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，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，请诗人梅圣俞阅卷，梅阅此文后以为有“孟轲之风”，荐于欧阳修。
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，他俩认为此文优异，可能是曾巩作的，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，遂降为第二。
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，不知其出处，待苏轼拜见问他，苏轼笑道：想当然耳。
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，欧，梅因其才高，也不介意。
实际所引事例出于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。
是周公的事例。
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。
好事者因不知出处，遂加以增饰，造作出这段佳话来。
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。
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，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，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。
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，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。
苏轼在其《答李之仪书》中曾说自己年轻时“读书作文，专为应举而已”，又因应举制策课，就写了些“妄论厉害，搀说得失”的文章，“此正制科人习气”。
这局客气话，虽含有遁词成分，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。
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应予考虑。
题目出处 本篇题目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伪孔安国的注文：“刑疑付轻，赏疑从众，忠厚之至。
”为了扣题，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，行王道，推崇尧舜周孔，属于当时的滥调。
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，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。
文笔酣畅，说理透辟。
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，则是很成功的。
创作背景 宋代王安石执政后，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，废止了考诗赋，而改用经义，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，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，为变法服务。
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。
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，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，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“刑赏忠厚之至论”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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